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过程中。
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在让经济活动安全记录和保存方面是有价值的，特别是令财务更加高效和安全。再一个核心问题是，货币作为价值贮藏功能，需要以税收支撑的国债等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的资产作为代际剩余劳动交易的载体，这是IMF这类国际组织无法满足的。
三是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与使用国际货币的货币区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或者说货币宗主国和货币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货币本身的内在矛盾 其一，货币既是公共产品又是私人产品，两种性质充满矛盾和冲突。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目前尚无解决之策。这使热钱到处流动以寻求保值增值和暴利的机会。相比银行体系来说，数字货币及互联网金融更少监管，也更难监管。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可考虑大规模增发国债，借鉴日本全面推进鼓励生育和免费教育的政策，专款专用于从学前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对于货币和数字货币,我想做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所以，那时候农民起义虽然是在地方发生，但经常一打就打到北京，因为地方没有任何力量去应对事态的恶化。
所以这个地方人的见识、人的活跃度，都要弱于全国平均水平，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您会向大家推荐哪些你喜欢的书？ 答：我现在依然是静心读历史。问：读这本书应该是在1990年代末？ 答：应该是1990年代末。我买了这本书之后，很长时间没看，是在一个春节，没什么事，我突然看到书架上这本我还没读过的书，结果拿起来以后就没放下。
探讨他这一代人——50后——因为曾经的教育和经历，直到步入老年，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仍旧未能走出来。当然，他们的表述可能更学术，但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他将咖啡冷落一旁，和我探讨这座城市因为受计划经济影响太深而不那么活跃。米塞斯的语言比哈耶克更直白一点，更好读一点，更纯正一点。问：我读你的著作，你引用曼瑟·奥尔森还挺多的，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答：奥尔森已经去世了，他差点拿诺贝尔奖。地方政府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而没有一级财政、一级政府的概念。
现在的刘军宁跟20年前也不一样了。像我们1950年代生人，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跟当时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十年前，第一次读到李炜光的著作，震撼，感觉血液流速加快的那种震撼。问：您父辈是天大的老师？ 答：是天津大学的行政干部，但他们是在大学里当干部，所以家里有些藏书。
包括宪政这个词的含义，我都是从刘军宁的书里知道的。因为集权集来集去，导致基层社会空虚，把资源都弄到中央，地方没有资源，但地方一旦有事，就没有能力去应对，一下就变成中央的事。
我走出来了，我的同伴、我这一代人——50后，绝大部分人走不出来。最近读得比较多的，是《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
当时我也尝试写过一些东西，当然，写的很幼稚。比如，那时候谁说毛不好，我是不能接受的，但当改革开放信息来源多元化，就有各种关于文革的声音，文革的一些事情我亲眼见过，我开始思考这个事件为什么发生？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反思就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公共体制，恰恰是一个相融的体制，既有公共权力，也有私人权力，两者谁都离不开谁。一直到文革结束，我都还没有像样的反思，但也在持续地思考——因为我生活在天津大学，还是能读一些书。那时候，我们家有个四川亲戚，闹饥荒时从四川逃出来到我们家。其实，当我开始反思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没有读过哈耶克，甚至连《国富论》都没有认真读过。
这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我自己反思，我的走出来，应该是跟读历史有关系，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反差太大，震撼太大。
实际上，在21世纪开始之前，我就确立了自由主义立场和宪政民主的价值观，而这是在我阅读古典自由主义著作之前。问：我们注意到有些学者谈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会讲到9·13事件对他们思想的强烈冲击。
我读哈耶克，是最近这几年的事。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我也在想。
虽然我那时候很小，但我是见过一些事情。记不清楚是多大的锅，反正是一锅，反正我跟我妹是没捞着吃。这些藏书没有受文革太大的影响，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有限，可在当时应该还算丰富。中国原来是没有省级财政的，只有一级，就是中央财政，所有财政资源也是上解到中央，地方上留点人吃马喂。
天津在改革开放后不是一个很前沿的城市，它是一个相对受苏式计划经济影响比较深的地方。问：现在这个厂子还在吗？ 答：不在了，整个行业没有了，现在只剩一个公司本部了——它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善后问题，比如员工的退休金、医保这些问题。
但是我所有这些思想从哪儿来？其实就是思考，依据历史思考。我在没有接触经济学理论之前，其实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立场——这种东西读原典是必要的，但有一些是你可以凭自己的经历、从历史反思当中悟出来的。
而李炜光有关税收的著作，在这些既有观点之后展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世界。问：改革开放之初，你上大学时应该是24岁左右，那一代人很多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您有插队经历吗？ 答：我同学有很多插过队，有的去山西，有的去黑龙江兵团，因为我是同学里岁数偏小的，就跟着70届一块分配了——70届全部留城，没有下乡，我运气还不错。
而且，这个分权是他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我爸妈在旁边说，你不能这样吃，这样吃容易撑坏了，他就抢包子，根本谁也拦不住。这本书对我最近的阅读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对三年困难的记忆。
进入 李炜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李炜光 税收 。2019年3月1日上午，在天津一家购物中心二楼的咖啡馆，我见到了背着双肩包的李炜光，疲倦、憔悴。
我1978年上大学，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思想就开始多元化了，班里就有人开始讨论一些欧美哲学，像黑格尔，然后就对文革有反思，说一些坏话，批评、指责的声音就渐多。它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肯定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时间起点应该是早年的阅读史都包括在内。
当时，我们家刚刚蒸了一锅菜包子——其实没什么蔬菜，很多都是槐树花，然后再拌一点蔬菜，我不记得有没有肉，我和我妹妹在那儿等着吃，正好这个亲戚进来了。尽管天津高等教育资源之丰富在中国北方城市中可能仅次于北京、西安，但天津并不是一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的地方，天津财大的李炜光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例外之一：本世纪初以来，他不仅跳出传统刻板的财税学理论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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